1921年8月初，烟雨朦胧的嘉兴南湖上，一群人坐在一起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在这艘小船上，揭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篇章，一个崭新的时代降临到了神州大地上。

自1921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风雨征程。

在陈独秀等人建立共产党之后，到毛泽东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之前，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上下求索的过程。

中共六大后到中共七大前，党的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经历多次变更，其中实际主持人包括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他们力挽狂澜于时局，为保护当时的共产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共六大后早期领导人

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当时的中共六大于1928年被迫在莫斯科举行，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

随后于1928年7月1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了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等7人组成政治局常委，由李立三等三人担任候补委员。

当时由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实际负责党的主要工作的人是蔡和森。

蔡和森是毛泽东主席的校友，他们曾一起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他创办了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

这份报刊曾被誉为当时笼罩在三座大山黑暗阴影下的旧中国出现的“一线曙光”，如它的起名一样，是四万万中国同胞精神上的“向导”。

作为当时处在国民党政府围剿下的新生政党，共产党的第一要务是生存。中共六大后，最开始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便是蔡和森。可是1928年年底，蔡和森同志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远赴莫斯科调养身体。

蔡和森前往苏联以后，李立三接替他的职务，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在这期间周恩来曾经短暂主持过中央的工作，但是随后周恩来赴苏联工作，由李立三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一职。

李立三同志在六大召开后的一段时间内为恢复革命有生力量、发展革命运动，付出了大量精力。

在军事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朱德等人组织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称他们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

古田会议召开前，陈毅特地前往上海和周恩来和李立三二人见面，李立三和周恩来都坚决告知陈毅要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古田会议成功召开。

古田会议真正做到了将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国情和革命现状，古田会议通过的红军各项原则，后来在除了红四军以外的其他红军队伍里得以推行，在红军的发展建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文化工作上，李立三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时，在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得以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为促进社会上一部分左翼文化团体与鲁迅、茅盾等进步文艺界人士组成联合战线，推动左翼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他和鲁迅先生等人的共同推动下，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

遵义会议前领导人变更

1930年7月23日，瞿秋白应邀前往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的会议，研究中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否定了立即在大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发动武装起义的行动。

共产国际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回到国内执行这一决议案。周恩来和瞿秋白于当年8月抵达上海。回国后，瞿秋白在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他在9月8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将停止武汉南昌暴动计划并承认加强红军建立根据地的建设是当下党的第一要紧工作，强调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

1930年9月，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瞿秋白最后做了政治讨论的总结——《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中央三中会全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停止了全国总起义、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对停止左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后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充分肯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和瞿秋白所作的贡献。

1934年1月红军长征，瞿秋白留在中央根据地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直到被捕牺牲。

在瞿秋白之后，王明和博古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

遵义会议后领导人变更

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红军到达云南驻扎，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应当马上解决常委分工的问题。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贵州、四川三个省土地接壤的农村地区扎营后，中央常委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作为党的“负总责”。

遵义会议是关系中国革命史的一个转折点，确立了毛泽东所代表的军事路线在党的领导地位。从历史实践来看，毛泽东建立自己的军事领导地位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始终尊重和维护毛泽东，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

他作为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舟共济，一起走过了长征途中红军的极端困难时期，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除此之外，张闻天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鼓舞全国上下坚持抵抗日军的斗志。

在这些著作中，他结合实际情况,总结中国社会当下的主要矛盾，强调建立统一抗日战线的必要性，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转变的序幕。

张闻天曾在西安事变解决后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

他的呼吁和活动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是他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之一。

张闻天平时总是带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位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学者。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开始主动将党的最高领导职位过渡给毛泽东，张闻天本人的工作重点转向党的宣传、干部教育、理论研究等。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

七大后毛泽东地位确定

遵义会议后，虽然张闻天担任党的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开始逐渐形成。

毛主席在党的领导地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首先归功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带领红军以打游击战的方式开创割据地，后来又率领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和堵截，最终带领红军安全抵达陕北，保留了重要的革命有生力量。

在抢渡乌江前，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战争形势，摆脱会议时间对战争决策的拖延，中共需成立一个具有精简又权威的党内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最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三人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就此成为指挥红军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机关。

毛泽东从以往的战争中总结经验，又将军事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正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红军能够成功地保卫并发展革命根据地。

延安时期，毛泽东住在简陋的陕西窑洞里，依旧坚持在油灯下阅览群书，他系统研究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结合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撰写了《论持久战》等大量著作，成为指导红军作战的重要理论支持。

其次，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普通士兵及群众的拥戴。

再次，是毛泽东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和个人魅力。这使得他在逐步确立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在他的四周始终聚集着一大批忠诚的、优秀的共产党人，如朱德、陈毅、彭德怀、王稼祥等等。

1938年夏，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共立随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共过去一年来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表示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1938年11月开始，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机构精简的决定，设立书记处，由毛泽东担任主席。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中共七大在延安成功召开，当时全党上下已经发展有121万名党员。

党的七大修改了党章，第一次在党内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党的七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在共产党组织上、在思想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了。这也是共产党发展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结语

党的六大召开后，至党的七大召开前，对共产党的发展而言是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党的生存和发展接受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外有日寇侵落国土导致战火连天，民不聊生，内有国民党围捕剿杀，企图将新兴的革命的火苗掐灭在华夏大地上。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国家领导人前仆后继，为了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一遍遍摸索着复兴中华的方式，他们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是唯一的生命。

正因为他们和无数普通党员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面临的困境中得以存活、发展、壮大，实现了共产党建立以来的空前大团结，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创造了条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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